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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知远:帝国的最后低语

2016-12-16 09:59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138| 评论: 0

摘要:   许知远:在这本以酒店为主角的书中,佩拉宫饭店与它所在的伊斯坦布尔,充满了荒诞不经又引人入胜的片段。   年轻时,想要富有。要是有一大笔钱,就能把家安在一间老旧而奢华的酒店里。每次夜归,床单都平整如 ...


  许知远:在这本以酒店为主角的书中,佩拉宫饭店与它所在的伊斯坦布尔,充满了荒诞不经又引人入胜的片段。

  年轻时,想要富有。要是有一大笔钱,就能把家安在一间老旧而奢华的酒店里。每次夜归,床单都平整如新,熨好的衬衫按照颜色挂在壁柜里,也不用担心无法满足随时都可能饥饿的胃......更迷人的是,在人来人往的厅堂与酒吧,在昏灯、烟雾与酒精之间,一缕余光就可能瞥到,她或者他的失落与期望、镇定与放纵、落寞与诱惑。不为创造时机而存在的偶然是乏味的,你可以幻想怎样短暂地进入彼此的生活,又怎样迅速地逃离。午夜之后,热闹散去,在天花板的缝隙中、在枝形吊灯的阴影下,你会听到过往的亡灵们自顾自地欢笑和叹息,他们渗透到你的生活里,自然得就像往威士忌里加了几滴水。

  一定是菲茨杰拉德给了我这般错误的幻象。他用花言巧语、耍赖撒泼的方式从书商那里骗来各种预付的版税,维持他在巴黎里兹饭店的放浪,对,就是《像里兹饭店一样大的钻石》的那个里兹。换做我,没有泽尔达就更完美了,在那里,很可能会邂逅很多不同的泽尔达,那可是文学与纵乐齐飞的“爵士时代”,一战和二战之间短暂又脆弱的和平时期,无力感知更无法驾驭历史进程的人们,能品尝出滋味的,唯有感官的果实。

  遗憾的是,这个梦想到今天也还是梦想,但并不影响我成为这类酒店的热情体验者。是啊,你怎么能拒绝香港的半岛酒店,虽说它久负盛名的下午茶对我而言太腻了,像一只打开后只有蟹黄的闸蟹,但有多少茶客知道,1941年,英国人就是在半岛与日本人签署了投降书;你又怎么能忍住不去仰光的Strand,在酒吧喝上一杯,20世纪上半叶,这里是东南亚最时髦的场所,吧台上曾坐过身为帝国警察的乔治·奥威尔,还有永远沉溺异域风情的毛姆;19世纪殖民时代的豪华酒店还在开业的,已经没有几家了,新加坡的莱佛士还在,它的Long Bar不仅调出了第一杯新加坡司令,接待过康拉德、吉卜林、伊丽莎白·泰勒,还见证过建国者们的争吵。吊扇依然缓慢转动,花生壳落了一地;当然还有开罗那一家,我忘掉了它的名字,它有世上最鲜美的草莓汁,传言关于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决定是在此做出的……它们无一不活在昔日长长的阴影中,不断的衰败增加了它们的魅力,储存了另一种生活,很多的可能性。

  这串酒店名单上怎么可以少了伊斯坦布尔的佩拉宫?当佩拉宫饭店在1892年建成时,它不仅是伊斯坦布尔,也是整个奥斯曼帝国最豪华的酒店,是东方式的奢华与西方技术的结合,“餐厅完全是巴洛克风格……顶部有高耸的玻璃天蓬,室内镶嵌着人造大理石,装点着金丝银线细工精致的纱屏”,而且,它的“铸铁框架、木制轿厢”的电梯,是继埃菲尔铁塔之后欧洲第二部。乘坐欧洲国际铁路公司的卧铺车,入住这家新酒店,享受“电梯、卫生间、淋浴、暖气,电灯”等现代化设施,同时有“金角湾壮丽的美景”。佩拉宫饭店立刻就进入了欧洲最奢华游客的首选名单。

 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。在这样的时间地点问世的佩拉宫,注定要经历繁华,也要目睹浩劫。600年历史的奥斯曼帝国在漫长的衰退之后,正处于崩溃的前夜,这个在16世纪令欧洲陷入惊恐的帝国,到了19世纪,已经被耻笑为“欧洲病夫”。庞大的疆域在不断收缩,反叛和离散的张力,在治下的不同的民族中酝酿。更重要的是,在英国、法国、德国的军事、物质、文化力量面前,它毫无抵抗之力。

  稀里糊涂卷入一战的奥斯曼帝国,并没有投机到浴火重生的机会,在战胜的协约国的安排下,苏丹出逃,帝国落幕,领土等待被列强瓜分,国土上包括希腊、亚美尼亚、土耳其、犹太等众多民族的族群,对未来各怀心思……这一切大变革的震荡都从伊斯坦布尔地处暴风眼的佩拉宫穿梭而过。

  一个行将崩溃的庞然之物,往往能展示最后也是最绚烂的辉煌。苏丹帝国传统的格栅已然腐朽,拦挡不住任何力量的冲击,新的自由应时而生,也孕育出一代新人,他们勇敢无畏,既是空想家又是行动者,其中最著名的,就是年轻的军官穆斯塔法·凯末尔。他发起了一场民族主义运动,用单一的土耳其声音,取代了奥斯曼帝国原有的各种鸣响。

  20世纪初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各种意识形态试验同时发生。凯末尔的民族主义的努力,只是其中一种。很快,伊斯坦布尔与佩拉宫,又被迫卷入另外一场试验。1917年莫斯科宣布共产主义运动开始,大批的白俄罗斯人流亡伊斯坦布尔。他们在陨落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,叠加了另一个影子帝国——沙皇帝国。芭蕾舞演员、画家、贵妇、小提琴手,他们被驱赶出新生的红色俄国,在伊斯但布尔这个多种文明的夹层中,变成了厨师、女招待、夜总会看门人,妓女与乞丐。192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,就像彼时的巴黎、上海或是魏玛一样,混乱、多元,有潦倒也有野心。

  当历史学家查尔斯·金在1980年代发现佩拉宫时,它已经不可救药地衰落了。他发现“红色的丝绒座椅大多空着”,当他点了一杯鸡尾酒和不太新鲜的烤鹰嘴豆时,酒保竟然感到意外。这种衰落既是事物不可逃避的命运,也与凯末尔创造的新土耳其有关。他的单一声音或许在短期内更有力量,却逐渐扼杀了之前的多样性。查尔斯·金最终利用旧照片、档案、剪报,还有他的想象力,重构了昔日的佩拉宫与伊斯坦布尔。

  在这本以酒店为主角的书中,佩拉宫饭店与它所在的伊斯坦布尔,充满了荒诞不经又引人入胜的片段。就是在这里,土耳其作家纳辛·希克马特在1929年创作了长诗《蒙娜丽莎与乡村蓝调》。在诗中,他安排蒙娜丽莎逃出了卢浮宫,爱上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,投身于中国革命,最终在上海被烧死了。纳辛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角色,将先锋艺术、政治革命、诡异的想象力还有危险的诱惑,杂糅在一起。而弗雷德里克·布鲁斯·托马斯是另一个迷人的角色、他原本是密西西比河畔一位黑奴之子,在成年后前往芝加哥、伦敦、巴黎讨生活,是那个由轮船、电报、报纸构成的全球化的冲浪者。他在1899年的莫斯科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,不仅娶了一个俄罗斯姑娘,还开办了一家声名大噪的夜总会,考虑他的肤色,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成就。当他被难民的浪潮推到伊斯坦布尔时,他甚至复制了莫斯科的成功,他创办了本地最受欢迎的爵士酒吧,在他去世时,《纽约时报》称他为“爵士乐的苏丹”。

  在《佩拉宫的午夜》中,充满这样的迷人例子,它是现代伊斯坦布尔,也是现代土耳其的缩影,是 “东方与西方、帝国和共和国、怀旧与创新”交汇之处,而帝国陷落前的余晖,也是最令人神往的一刻。

  注:本文为即将出版的《佩拉宫的午夜》的中文版序言。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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